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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戰略計算到量子計算

2016-12-22 李向陽(知遠戰略與防務研究所特約評論員)訪問次數:

前言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國剛剛打開國門,“科學的春天”剛剛降臨。而彼時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其經濟、工業和科技實力正處于歷史之巔。僅以現代電子技術的基礎性產業半導體為例,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全球半導體產業前十名當中日本企業占了六家,前三甲均為日本企業,國際市場份額超過52%以上,壟斷能力堪比今日美國、中國臺灣和韓國三方的芯片企業之和。甚至可以毫不夸張的講,當年世人對各式各樣的日本電器產品的偏愛遠超今日人們對iPhone這款單一產品的追求。然而即便如此,日本政府,特別是產業界和科技界的決策者仍有一個巨大的“心理陰影”,還憋著一口氣:那就是西方各界始終認為日本民族“只知模仿、缺乏原創”。從另一個視角,當年西方輿論界針對大和民族“搭便車”的這種指責對于今天我國民眾而言是何等的熟悉!

一、日本“第五代計算機”研發計劃

為了改變日本的國家形象,徹底扭轉西方國家的偏見,同時也為本國的高科技產業謀劃升級換代之路,變“跟跑”為“領跑”,1979年至1982年由日本“國際貿易與產業省”(MITI,現改為“經產省”)牽頭,會同日本各大高科技公司及一流科研機構,對世界未來的戰略科技發展趨勢進行了為期三年的全面分析與論證。19824月,日本“國際貿易與產業省”正式對外宣布實施為期十年的“第五代計算機”研發計劃(FGCS Project),總投資為1000億日元,劍鋒直指人工智能,力爭在九十年代初與IBM等世界計算機龍頭企業全面拉開代差,開創全球智能計算機的全新局面。順便值得一提的是,我國最早的計算機智能化項目之一“中醫專家系統”也誕生于那個年代。



 

日本“新一代計算機技術研究所”(ICOT)所長淵一博(Kazuhiro Fuchi

 

日本的“第五代計算機”是計劃把信息采集、存儲、處理、通信同人工智能結合在一起的智能計算機系統。它能進行數值計算或處理一般的信息,主要能面向知識處理,具有形式化推理、聯想、學習和解釋的能力,能夠幫助人們進行判斷、決策、開拓未知領域和獲得新的知識。然而,“第五代計算機”的命運是悲壯的。1992年,因最終沒能突破關鍵性的技術難題,無法實現自然語言人機對話、程序自動生成等目標,導致了該計劃最后階段研究的流產。

二、美國國防部“戰略計算倡議”

可以想象,當年這個日本版的“AlphaGo”計劃給美國各界帶來了何等的震撼!在密切跟蹤分析日本“第五代計算機”研發計劃的基礎上,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不辱使命”于1983年針鋒相對的啟動了名為“戰略計算倡議”(Strategic Computing InitiativeSCI)的研發計劃,項目周期也是十年。美國著名的《新聞周刊》就此刊登了封面故事,非常準確的將其稱之為“美日兩國在該技術領域展開激烈競爭”。

經過十年的研發,在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之后,到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無論是日本的FGCS還是美國的SCI均由于技術跨越過大而失敗(否則也不會有今天IBM的“深藍”、“Waston“,以及谷歌的“AlphaGo”了)。然而,與日本人鎩羽而歸,并將其研究成果(例如軟件系統)免費與世人共享不同,美國總結了“戰略計算倡議”的經驗教訓,并在此基礎上啟動了一個新的高新技術戰略計劃“網絡與信息技術研發計劃”(Network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NITRD,即克林頓政府時期的“信息高速公路”計劃)。NITRD計劃從1992年開始實施至今,奠定了美國在IT技術及其諸多衍生領域的霸主地位(如網絡空間安全等)。而高性能計算(HPC)則一直是NITRD計劃的核心組成部分之一,只不過這個代表國家核心競爭力領域的明爭暗斗已經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美日之爭悄然轉變成二十一世紀的中美之爭。對此,美國將根據新的競爭對手,推出新的戰略計劃。



三、舉全國之力的“國家戰略計算倡議”

為了應對世界經濟、政治、科技和軍事等領域急劇變化的新格局,未雨綢繆下好先手棋,2015729日美國白宮正式公布了“國家戰略計算倡議”(National Strategic Computing InitiativeNSCI)。盡管該計劃的名稱與三十幾年前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的“戰略計算倡議”(SCI)僅有一詞之差,但“國家”二字已經展現出美國將舉全國之力,在“后摩爾時代”繼續牢牢把控未來計算的核心競爭力,并與其他競爭對手拉大代差的雄心壯志,堪比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的“曼哈頓計劃”和六十年代的“阿波羅計劃”。

縱觀“國家戰略計算倡議”的戰略框架,人們可以發現該計劃的一大特色,即聯邦政府“既是主導,又是主體”的色彩非常濃厚。在美國傳統的科技文化當中,政府一般僅僅是提出戰略方向的倡議,產學研各界各自再根據科學技術發展規律和市場規律來決定是否響應,以及如何來配置資源。然而此次“國家戰略計算倡議”開宗明義就指出聯邦政府各要害部門將全程主導并參與未來新型計算領域,主要表現在以下領導機構、組織管理、政府用戶等三個方面:

一是“國家戰略計算倡議”項目的領導機構是國防部和能源部這兩個世界上最大的計算用戶;

二是由世界上最大的大數據集成單位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下屬的情報高級研究計劃局(IARPA)和主管全美標準化的美國國家標準技術研究所(NIST),做為“國家戰略計算倡議”項目的組織執行機構;

三是“國家戰略計算倡議”的直接用戶則包括了聯邦調查局、國土安全部、國家安全局、國家航空航天署、國家衛生研究院,以及國家海洋與大氣署等。

需要說明的是,情報高級研究計劃局是美國情報界學習國防部的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的成功經驗而成立的類似技術創新管理部門,情報高級研究計劃局的前身是國防部下屬的顛覆性技術辦公室(DTO)。至此,“國家戰略計算倡議”從領導層、組織層和應用層形成了一個閉環。更加值得關注的是,整個“國家戰略計算倡議”還有一個頂層協調領導機構,采用“雙主席制”:由總統行政辦公室主任及聯邦預算管理辦公室主任出任,負責協調聯邦政府各部門在“國家戰略計算倡議”推進過程中的各項工作,以及負責審核“國家戰略計算倡議”的年度進展報告。計劃管理力度如此之大,這一點在美國其他國家級科技戰略倡議當中極為罕見。

四、技術路線的選擇

“國家戰略計算倡議”計劃分為近期和中長期兩個檔次。近期計劃是在2020年完成百億億次超級計算機的研發,從而“擠干互補型金屬氧化物半導體技術(CMOS)這顆檸檬的最后一滴水”,其具體負責的部門是美國能源部,2017財年獲得的研發經費為2.85億美元。我國十三五期間也將同步開展類似的研發。如果美國方面在此之后不再繼續沿著CMOS技術路線走下去,那么百億億次數量級的超級計算機的競爭恐怕也將是兩國在CMOS這個舞臺上的謝幕之戰。

“國家戰略計算倡議”計劃中最引人關注的是其未來10-20年的中長期規劃。對此,美國戰略決策部門提出了兩條并行的思路:第一類是“研發那些超越CMOS理論極限的技術”,第二類是“為未來大規模計算開啟全新局面的技術”。至于哪些技術屬于第一類,哪些技術屬于第二類,仍未有清晰的界定。而目前可供選型的方案包括“立體芯片”、 “逼近計算”、“超導計算”、“神經元計算”,以及“量子計算”等。但如果人們仔細分析這些方案背后的基礎,卻能發現暗藏玄機。

超導計算最早源自于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著名的國防企業諾斯諾普?格魯曼公司,以及IBM等均在該領域進行了長期的研究。超導方案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慢慢放緩了產業化的步伐,讓位于CMOS技術。但“柳暗花明又一村”,由于擁有長期的技術儲備,現在超導計算機技術已經逐步與超導型量子計算方案相融合。至于立體芯片技術,亦即將傳統的平面芯片設計提升為三維立體芯片,從而在單位空間之下可以容納更多的晶體管。該技術目前也在快速發展,但是否能夠很好的解決散熱問題,以及能耗是否急劇攀升等,均尚屬未知。

逼近計算的倡導者認為并非所有的計算過程都需要無限的精度,在各個計算環節當中只需具有適當的精度,最后的結果也能令用戶滿意,逼近計算目前的代表作之一是Google公司基于深度學習算法的AlphaGo。而AlphaGo戰勝人類圍棋世界冠軍背后的超級計算則是由所謂的“張量處理單元”(Tensor Processing Unit, TPU)專用芯片完成的。Google TPU團隊負責人 Norm Jouppi Google Research 博客中介紹,TPU 專為機器學習應用打造,可以降低精度運算,因而能夠在同樣時間內處理更復雜、更強大的機器學習模型,并更快地將這些模型投入使用,用戶也能得到更快速、更智能的回復,從而形成一個正循環。

神經元計算目前的代表作之一是IBM Watson實驗室研發的TrueNorth芯片,其計算模式模擬人類的大腦神經末梢的工作原理。由于腦科學研究被譽為人類科學研究最后的“黑洞”,目前神經元計算也方興未艾,但其科學機理仍在探索之中。作為前沿科學探索的熱點未嘗不可,但作為一個國家的戰略選型方向,風險仍不可控。

盡管可供美國科技戰略高層選擇的方案也不少,但上述各類方案卻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從本質上仍依賴CMOS技術(除了已經融入量子計算的“超導方案”之外)。由于單個晶體管的尺寸如果接近或小于5納米,就會產生“飄忽不定”的量子隧穿效應,所以這些方案均會被量子物理基本定律“鎖死”。因此,假以時日,其他競爭對手只要投入足夠的人力物力資源,那么在基于CMOS的高端芯片技術領域,以及由此建立起來的超級計算技術等核心領域,潛在對手們均可以和美國人并駕齊驅甚至超越。這種可預期的局面對于美國決策者而言是絕不會袖手不管的。

“美國在高性能計算領域的領導力遠未結束—它所具備的強大威力將有助于我們達到國家的首要目標,例如全球經濟競爭力、科學發現,以及國家安全”。美國“國家戰略計算倡議”計劃清晰無誤的表明了這一態度。因此,對于“國家戰略計算倡議”帶來的長遠影響而言,就僅僅剩下了一種選擇

五、長期戰略布局聚焦于量子計算

量子計算機的概念最早由美國著名的物理學家費曼在1982年提出,由于彼時正值電子計算機小型化并開始進入千家萬戶(PC機開始盛行以及隨之而來的互聯網,這也是導致日本第五代計算機研發失敗的經濟大背景),因此量子計算機的研發并未受到政府部門或產業界的重視。一直到1994年由于美國貝爾實驗室一位數學家彼得·秀爾(Peter Shor)在使用量子計算理論算法破譯現代密碼領域的開創性工作(參見本系列文章第二部分),才又引發人們對量子計算機的研發熱情。但由于技術尚不成熟,因此量子計算機研發步伐一直較為緩慢,以至于2008年美國總統最高科學顧問機構——國家科技委(NSTC)在發表的專題報告《量子信息科學:聯邦政府的視角》當中,提出的目標依然是需加強量子信息基礎理論層面的研究。



 

    彼得·威廉·秀爾,美國知名計算機科學家,1959 8 14 日出生于美國紐約市,目前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應用數學系教授,其最偉大的事跡為提出在量子電腦應用上的“秀爾算法”,因其證明量子電腦能做出對數運算,而且速度遠勝傳統電腦,對于現在通行于銀行及網絡等處的RSA加密算法可以破解而構成威脅。

 

但在“國家戰略計算倡議”公布之后,美國政產學界組織的各種針對“國家戰略計算倡議”的研討會當中,人們討論得最多的中長期戰略選型是“量子計算”。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與其他戰略計算方案選型相比(例如神經元計算),量子計算的理論—量子力學已有近百年的基礎,經過了實踐的檢驗,是目前人類認識微觀世界唯一有效的科學工具。此外,從理論人才隊伍來講,盡管量子力學發源于歐洲大陸,但其研究重鎮二戰之后轉移到了美國,并涌現了以“量子計算機之父”費曼為代表的頂尖理論人才梯隊(費曼本人也是量子力學三大等價理論工具—路徑積分的發明者,其他兩個工具分別是薛定諤方程和海森堡矩陣論);其次,在量子力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各類應用技術,例如激光技術(美國貝爾實驗室,1961)、掃描隧道電子顯微鏡(IBM1981)、,乃至近年來的量子通信技術(即量子密鑰分發技術,2003年由美國NIST研究團隊率先實現,而我國目前在該領域處于世界一流水平),均展示了量子力學廣闊的應前景;第三,西方科學界一致認為量子信息應用領域的終極“圣杯”是量子計算機。盡管2010年之前量子計算機研發較為緩慢,但從2011年之后,其研制步伐驟然提速,而所涉及到的關鍵技術則都掌握在美國企業或科研機構手中。而這種技術突破則源自于美國有關科研組織管理部門長期的布局。

六、IARPA的量子計算機研發計劃

人們也許對“斯諾登事件”所泄露出來的美國國家安全局量子計算機研發項目—“攻克難關計劃”有所耳聞,但其實該計劃(如果真有其事)僅僅是冰山一角。本文上面提到的美國情報界的顛覆性技術創新機構——情報高級研究計劃局(IARPA)才是量子計算研發大戲幕后的真正導演。該機構從2007年成立伊始就將原來隸屬不同部門,如DARPA、國家安全局、NIST等機構的量子信息科學項目全部統一整合在自己手中,對量子信息科學的整體研究進行了精心謀劃和布局,例如從2008年至今,不含秘密項目,IARPA公開啟動的量子信息/量子計算機研發項目就包括了CSQ(相干超導量子比特,2008)、MQCO(多量子比特相干調控,2009)、QCS(量子計算科學,2010)、LogiQ(量子邏輯芯片,2015),以及QEO(量子增強優化,2016)等項目。該機構還通過各種項目杠桿,組織本國及歐洲、大洋洲等盟國的量子信息領域頂級研究團隊進行協同攻關,而所有這一切的終極目標均劍指量子計算機這個圣杯。舉例而言,最近在量子計算機關鍵技術領域接連取得突破的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澳洲國立大學等,其研究項目就長期獲得了IARPA的資助。但由于IARPA的經費受美國“信息自由法案”的例外保護,無需像DARPA等部門那樣必須公開接受納稅人監督,因此美方在該領域投入的總經費外人很難窺其全貌。盡管如此,人們仍然可以從IARPA近期組織的幾個量子計算項目來分析其培養、引領和主導未來全球新型計算能力的雄心壯志。

一個是近期啟動項目招標的“量子增強優化”項目(Quantum Enhancement OptimizationQEO)。該計劃的目的是改進頗具爭議性的“量子計算機”—D-Wave 的適應范圍。D-Wave是一家加拿大公司研發的人類首款利用量子效應進行計算(準確的講,應該是仿真模擬)的硬件設備,只不過它沒有使用最值得期待的量子相干/糾纏這種量子效應,這是真正的量子計算機的計算能力遠遠超越現有電子計算機的根本原因,而是利用所謂的量子隧穿/漲落來實現“量子退火優化算法”。IARPA希望在D-Wave已經產生了提速效果的數學優化問題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其應用面,大幅度提升數據處理能力。由于IARPA所在的上級主管部門—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掌握著世界上最齊、最多的數據源(該機構負責協調管理來自美國陸海空所有軍種,國家偵查辦公室、CIANSA等所有情報部門,以及國務院、FBI、國土安全部等共計16個軍方和聯邦政府強力部門的情報數據),因此QEO項目的目標是盡快向世人展示量子計算機即使僅僅使用量子漲落等這些“低技術門檻”效應,還沒有用到量子相干/糾纏這樣的“洪荒之力”,也具有非凡的大數據處理能力。

IARPA在近期啟動的另一個項目LogiQ更能代表量子計算機研發步伐為何驟然提速。

人們一般認為,大規模通用容錯型量子計算機(即“量子信息科學的圣杯”)研發需要經歷7個階段,也稱之為“七步階梯模型”。上個世紀末、本世紀初人們已經邁上了第一、二級臺階。之后世界各國的研發團隊均陷入了膠著狀態。在沉寂了近十年之后,從2011/2012年開始,一方面理論上取得突破,大規模通用容錯型量子計算機的“降噪門檻理論”成形,另一方面硬件實現也取得大的進展,以美國加州大學圣芭芭拉分校的John Martinis等為代表的科研團隊邁上了第三、四級臺階(2014Google聘請Martinis教授主管該公司的量子計算機研發項目),目前人們正集中攻克第五步—量子邏輯門設計,這就是IARPALogiQ項目的目標。

量子邏輯門設計這一步的重要性可以從下面這個歷史典故中看出來。美國大科學工程史上最著名的的項目—“曼哈頓工程”最終取得成功,最為關鍵的一步是意大利裔物理學家費米1941年在芝加哥大學棒球場看臺下面搭建的“芝加哥一號反應堆”(CP-1),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實現“鏈式反應”的著名科學事件。而CP-1反應堆成功運行之后,原子彈研發工作再也沒有遇到不可克服的技術困難。這就是CP-1號反應堆在整個“曼哈頓工程”中的地位。而IARPA的項目原主管David Moehring在評價LogiQ這個項目的意義的時候,直接將其與芝加哥一號堆作了類比!

LogiQ項目經過歐美各大公司、研究機構的激烈競標之后,由美國IBM公司著名的Waston實驗室中標,并于20162月開始啟動。而在此之前的20154月,該實驗室已經在超導型量子計算邏輯門芯片設計方面取得了一個里程碑式的突破,他們向世人展示了如何將兩對處于相干疊加態的量子“封裝”到一個44的晶格芯片當中,從而實現“間接的量子調控”,這為解決在芯片上進行量子無損測控這一攔路虎提供了嶄新的技術路徑。

LogiQ項目為期5年,預計2020年結題。從項目的年度驗收指標來看,IARPA實施的這一項目已然是一個工程技術攻關項目,而非科學前沿探索性課題。更需引起關注的是,美國其他高科技企業,如Google目前也在全力以赴的攻克第五步,并認為有望在未來二至三年時間邁上第五級臺階,而如果在經費得以充分保障的情況下,第六級臺階—多個量子邏輯門的封裝則有望在五年之內實現。加之世界主要科研團隊在量子寄存器領域的研究進展,量子計算機的核心器件—量子CPUQCPU)就有望在未來十年當中成為現實。

事實上,一旦QCPU研發成功,人們甚至都不用繼續攻克第7級臺階,而是以QCPU為核心計算器件,再輔助以現有的超級計算機作為外圍設備來進行“量子信息”與“經典信息”之間的轉換,人們就可以在這種綜合性超級計算機上大展拳腳了。美國能源部下屬的先進科學技術研究署(ASCR,能源部主管超級計算研發的機構)主任史蒂夫·賓利(Steve Binkley)也持這種觀點。

綜上,我們有理由認為,美國正在進行一個目的清晰、布局完整、并且有組織協調的一攬子量子計算機研發計劃,一旦研發成功,量子計算機必將成為“國家戰略計算倡議”未來計算的主要選型,并開始培養新的產業鏈,并促進本國受到CMOS技術制約的現有IT高科技企業向量子信息技術QIT轉型。

七、對美國“國家戰略計算倡議”的分析

美國于2015729日正式公布的“國家戰略計算倡議”將在未來的執行過程中,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特征:

(一)政府強勢主導,企業競爭激烈

“國家戰略計算倡議”及其20167月頒布的《戰略計算戰略計劃》明確了一個由聯邦核心部門組成的戰略計算閉環(領導、執行、應用)。其涉及的部門之廣,甚至超過了二戰時期的“曼哈頓計劃”以及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啟動的“阿波羅計劃”。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這些聯邦政府部門對大數據處理的迫切需求。由于聯邦政府的應用需求明確,所以導致了眾多著名的IT巨頭也投入巨資參與其中,并紛紛推出各自的技術方案。然而必須指出的是,與美國聯邦政府的企圖心相比,世界其他國家(包括我國)對這一新型戰略計算能力的認識仍有較大差距,沒有或很少從大系統工程的角度來考慮未來新型戰略計算所帶來的顛覆性影響。

順便需要指出的是,“國家戰略計算倡議”不會因總統換屆而終止。盡管美方也有一些觀點認為“國家戰略計算倡議”是否會隨著奧巴馬政府任期結束而胎死腹中。但從美方組織大型戰略計劃,如“阿波羅計劃”(1962-1972)、“NITRD”(1992至今)雖然都經歷了民主、共和兩黨輪流執政,但仍然保持其一致性并最終取得了成功,這些案例等均可看出,一旦涉及國家整體競爭力的升級換代,美方無論何人何黨主政,其既定科技戰略計劃將不會受實質性影響。

(二)“國家戰略計算倡議”的方案選型

盡管目前在任何一份官方文件當中,美方均未明確“國家戰略計算倡議”的未來選型方案,但主要的技術路線已經逐漸匯聚到超導計算、神經元計算、量子計算等幾種方案上來。但如果從是否依賴CMOS技術(而不是所謂的“馮?諾依曼架構”或“非馮架構”來區分)來看,“國家戰略計算倡議”計劃的中長期選型方案一定不會再走CMOS的老路和死路。因此目前比較成熟的方案僅有量子計算,而且是比較有利于美國高科技企業轉型的超導型量子計算等方案。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人們往往存在一個認識上的誤區,認為由于量子計算機不是一個“萬能的機器”,與現有的電子計算機相仿,仍有許多困難問題無法用量子計算機求解。但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講,由于已經在若干重要應用領域,如材料科學、、生物基因、化學工程等領域早已發現了呈指數加速的量子算法,這些算法均將為先進材料設計與制造、人類糧食安全等提供傳統電子計算機無法企及的能力,所以量子計算可以稱得上目前唯一一種具備“超級算法”的計算設備。同時,量子計算(量子仿真)在若干重大基礎性科學發現方面具有其他計算模式無法替代的優越性,例如模擬量子力學與相對論相結合的“量子場論”所預測的結果,宇宙學研究(暗物質與超弦理論仿真)等。這些只有依賴量子計算機才能進行模擬的科學研究所產生的重大成果,甚至有可能為整個人類文明帶來全新的影響。這也是世界各主要國家紛紛投入巨資進行“量子前沿”(美國能源部量子計算評估報告用語)研發的主要驅動力之一。最后,從國家安全局以及美國國家標準技術研究所業已啟動的“抗量子密碼算法標準化工作”也可以再次證明,美方未來戰略計算的定位將是量子計算方案。

(三)混合型計算架構

從目前各渠道的資料分析,在可見的將來,所謂的“量子計算機”極有可能采用混合架構:即核心處理芯片采用量子CPU,然后與現有的超級計算機、并行計算集群(如云計算等)等“外設”結合在一起,甚至與神經元計算、與人工智能結合在一起(如深度學習,目前正在快速發展的一個領域就是“量子深度學習”),形成計算優勢互補、產業鏈相連的全新架構。因此,未來的戰略計算必將圍繞量子信息與量子計算形成全新的生態圈。這對于那些致力于“彎道超車”的國家而言,既是不能回避的挑戰,也是千載難逢的戰略機遇。

結語

古人云“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以量子計算為代表的基礎性、革命性計算能力必將帶來人類社會新一輪信息時代的升級換代,形成新一輪文明競爭的大格局,甚至與“人工智能”一道,邁向“量子時代,智能社會”,對人類文明形成“五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沖擊,對此應從更高的戰略管理層面、更大的系統工程角度予以高度重視,才能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浪潮。

量子計算的超強計算和密碼破譯能力可以說是未來戰爭的“顛覆者”,這對傳統國防通信與保密體系所構成了非常巨大的現實威脅,是任何一個國家和軍隊都必須正視和面對的。如果不能清醒地看到這一點,一旦某些國家在量子計算方面取得實質的突破,用“寢食難安”來形容軍政當局的心理狀態可能一點都不過分。由于量子計算所涉及的技術與經費十分龐大,只有真正認知其本質,面對量子計算帶來的機遇與挑戰,有效利用有限的國家資源與國防資源,選擇正確的戰略途經與部署,這才能在未來戰爭中占據先機和主動。

 

[責任編輯:諾方知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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